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2022年第11期刊发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任智勇教授所撰《晚清财税结构的转型》一文。任教授在新作中反思了明清“重农抑商”思想下“农税重，商税轻”之悖论，详论了晚清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屡次尝试征收商业税之过程及其因引发的议论纷争，从思想、政策层面就晚清财税结构转型展开讨论。

任教授指出，“重农抑商”的传统经世观念实在清前中期有所转变，乾隆以降历任统治者对于商业态度相对温和，商税以榷税为主。清政府因财政尚能应付承平时期的开支，故暂未将商税纳入可能的增税范围，如此便为晚清的商税开辟留足/下了空间。早在道光二十三年，为应对户部银库案导致的亏空，时任盛京将军的禧恩上摺奏请征收商税，军机大臣因忌惮紊乱既有秩序，议覆驳回。太平军兴，清政府财政难以为继，已是户部尚书的禧恩为扩大税源，再次提出征收商税。禧恩身故后，继任者文庆与户部侍郎王庆云继续推行以商铺为主体的营业税征收。咸丰三年二月中旬商税推行后，遭致满洲权贵与部分汉族士大夫的强烈反对，他们通过描述现实中京城钱铺的关店之混乱（这些钱铺实与宗室官僚有颇多利益牵扯），迫使咸丰帝宣布停止推行铺税。与此同时，身在扬州前线的雷以諴因军功不顺，转而尝试展示自己理财之能以重获咸丰帝信任，开始推行厘金。其先是仿照京师的商税（商铺税），后又转向了仿照传统的榷税（通过税），渐而厘金推向全国，最终成为国家正式税种之一。但厘金背后所代表的农商一体纳税观念始终未得到多数工商界人士之认可，成为中国近代财政转型的不利因素。任教授认为，相比于洋税而言，厘金是由传统观念演变、发展出来的税种，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传统中国税收体系在近代转型的可能性。

关于禧恩商税的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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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谭诺、何霈